5月末，湖南省會長沙成為中國第五個發放數字人民幣紅包的城市。早先已有深圳、蘇州、北京和成都先後完成這一動作。

中國推行數字人民幣已有多項具體行動

2020年4月起，這四個城市已經進行了七輪紅包發放，共涉及數字人民幣1.5億元，超過1200萬公眾參與抽獎，超過70萬人領取並使用。此番長沙加入試點俱樂部，將使這一數字上升至接近2億元和100萬人。

一年時間內，中國在推行數字人民幣方面已經有多項具體行動：2020年4月，蘇州以交通補貼的形式將數字人民幣發放給蘇州相城區各區級機關、事業單位和直屬企業員工，這是數字人民幣應用場景的首次落地；8月，商務部推出包含26個省區及城市的數字人民幣試點名單；10月，數字人民幣在深圳羅湖開展全國范圍內首次紅包發放試點；11月，數字人民幣試點區域新增上海、長沙、海南、青島、大連和西安六地。

轉至2021年3月，全國“兩會”召開時，《政府工作報告》中十次提及“數字”。“數字中國”已經成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共識，而數字人民幣將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扮演重要和必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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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中國”成為從中國全體共識

目前全球發行或開啟試點央行數字貨幣（CBDC）的8個國家（巴哈馬、東加勒比、中國、厄瓜多爾、牙買加、日本、韓國、瑞士、烏克蘭、烏拉圭）中，中國的經濟實力與既有貨幣實力舉足輕重，2020年中國是全球唯一實現GDP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佔全球GDP總量的17%，貿易總額在全球佔比為13%。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實力差距在逐漸收窄，在全球經濟系統的重要性愈加穩定。

中國推出其央行數字貨幣（DECP）適逢其時。數字人民幣（e-CNY）是一種領先的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在設計上採用“央行-商業銀行”雙層架構，面向公眾的實時支付仍由金融機構處理，中央銀行定期匯合併更新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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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人民幣並不局限於境內交易

並且，數字人民幣並不局限於境內交易場景，對中國而言，在境內外同時使用央行數字貨幣將使中國的金融體系減少對美元的依賴，比如滿足世界對使用數字貨幣結算國際金融交易和擁有數字資產的需求，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的吸引力將大幅提升，這客觀上使得美元作為全球最重要儲備貨幣的主導地位受損，從而獲得佔據國際貨幣新格局的先發優勢。這讓外界預測未來人民幣將成為與美元勢均力敵甚至略勝一籌的競爭對手。

於是，從美國到它的盟友，都對數字人民幣充滿疑慮，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在2021年4月宣布將與英國財政部(UK Treasury)成立一個聯合特別工作組，探討發行英國版數字貨幣的可能性，這被視為中國高調發展數字貨幣引發恐慌反應的一個事例。在這之前，3月間，歐盟也已經著手研究是否要開發“數字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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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數字貨幣引發全球關注

但並非所有輿論都對中國數字貨幣充滿恐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級研究員馬永哲(Martin Chorzempa)就評論說，“在數字貨幣、CBDC、尤其是中國的數字人民幣領域，宣傳嚴重誇大了現實情況。CBDC的好處尚未在實踐中得到驗證，而（網絡、操作和金融方面的）風險足夠嚴重，因此在能夠高度確定地解決這些問題之前，多數央行將對發行任何數字貨幣感到遲疑。類似地，中國的數字人民幣努力也尚未證明，它將比現有的國內和國際支付體系更便宜、更高效、更私密，或者更便捷。因此，至少就短期和中期而言，相比目前形式的人民幣，數字人民幣不太可能對 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構成更大威脅。”

但他建議，從長遠來看，美國應繼續謹慎監測中國的CBDC努力和其他數字貨幣創新，並吸收任何有用的經驗教訓，“以確保美元和基於美元的支付體係長期保持競爭力”。現任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方首席代表，曾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長達16年的周小川，5月22日在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主辦的一場論壇上，對外界對數字人民幣的疑慮進行了一次系統性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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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人民幣發展是為國內支付系統現代化

他認為目前認為數字人民幣無論怎麼發展也替代不了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的觀點，本身“命題就是錯的”。周小川強調數字人民幣的發展主要是立足於國內支付系統的現代化，跟上數字經濟和互聯網時代的步伐，提高效能，降低成本，特別是為零售支付系統服務。“e-CNY本來的設計目的和努力方向就沒有想取代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和國際支付貨幣的地位這個選項。”他說。

對將數字貨幣的研發和試點與人民幣國際化密切掛鉤，進而推論數字貨幣對人民幣國際化幫助不大的的判斷，周小川認為，人民幣支付系統的現代化、數字化對於提高人民幣的地位，提高人民幣的跨境使用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但也不是有太大的幫助”。他強調，人民幣國際化更多的是取決於體制、政策上的選擇，更多地取決於中國改革開放的進展，而不是取決於技術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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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貨幣與人民幣國際化密切掛鉤

至於有評論認為人民銀行推動DECP和e-CNY是想取代現在第三方支付的角色，周小川將其稱為“一種妄議”。他說，中國人民銀行明確表述DECP是一種雙層系統，整個研發隊伍是由人民銀行組織，由主要商業銀行，包括工農中建等，還有電信營運商和幾大第三方支付機構共同參與研發，是在他們以往工作的基礎上，瞄向升級換代的新台階。“大家都是在一條船上，雖然在一條船上的人有時候也會有不同意見，也可能在一些問題上有爭議，但畢竟是一條船上”，周小川說，並不存在內鬥和誰取代誰的問題。

除此以外，對數字人民幣，還有關於“可控匿名”的疑慮。周小川認為，支付系統必然要在保護隱私和反洗錢、反恐、反毒品和反跨境賭博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一方面保證隱私，同時還要對某些活動實行必要的監控，必然要在中間找到某一個平衡點。他表述，這個平衡點在選擇時，可以稍微偏左一點或者稍微偏右一點。

“中國DECP明確提出的概念叫可控匿名，從可控匿名本身並不是數學上能夠精確定位的點，但是它表達的意思就是保護隱私和反洗錢反毒品交易，在這中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大家可以再深入研究這個平衡點究竟在哪，但也不要以此有意或者刻意地貶低、攻擊DECP的推進。”周小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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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人民幣不存在取代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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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博-快訊-成都為西部首個試點城字人民幣能取代第三方支付？

中國人民銀行再啟動城市數字人民幣測試，繼深圳和蘇州的試點結束後，成都宣布成為西部第一座試點城市。此次測試將列入騰訊和微信私人銀行的應用程序，總共發放600萬美元。
成都「數字人民幣」紅包迎新春消費紅包測試活動啟動，成都市政府將聯合京東面向市民，共發放20萬份總計4000萬元的數字人民幣紅包，紅包金額為178元、238元兩檔，隨機發放。據了解，成都市民在2月24日08:00至2月25日24:00，通過天府市民雲APP和京東APP登錄指定活動頁面，報名申領數字人民幣紅包。2月26日至3月2日紅包搖號抽籤發放。中籤用戶的數字人民幣紅包將於3月3日0:00生效，可以於3月3日0:00至19日24:00間使用。

數字人民幣紅包的使用範圍覆蓋線上線下購物場景，其中線上場景由京東集團提供專場消費支持，京東APP內專場商品均可使用數字人民幣進行消費；線下可在成都市12000餘個指定門店進行消費，成都市金融監管局表示，此次「數字人民幣紅包迎新春」活動是2021年成都數字人民幣試點的一項專項活動。後續，成都市還將與數字人民幣各試點機構合作，精心打造數字人民幣消費場景，努力拓展應用領域。

數字人民幣在4城進行7輪試點試點場景漸多元
自2020年以來，數字人民幣先後在深圳、蘇州等地多輪試點測試，參與機構不斷實現突破，更多的應用場景也逐漸浮出水面。如不看領取使用情況，目前數字人民幣各地發放總金額已經達1.5億元。2020年10月，數字人民幣紅包首次在深圳亮相。深圳市政府聯合中國人民銀行面向在深個人發放1000萬元，2021年1月中旬和下旬，深圳福田區、龍華區相繼啟動深圳第二輪和第三輪數字人民幣紅包測試，各發放2000萬元紅包。

去年12月和今年2月，蘇州也先後開啟兩輪數字人民幣紅包試點，發放總金額分別是2000萬元和3000萬元，2021年2月份北京開啟「數字冰雪購物節」數字人民幣試點活動模擬冬奧消費情境，發放1000萬元紅包。加上此次成都數字人民幣試點，截至目前4個試點城市已開展7輪數字人民幣紅包測試活動。上海自貿區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劉斌表示：「試點場景越來越多元，從單一的線下轉向線下和線上結合。預計未來將在跨境領域及行業監管方面推進」。

與第三方支付工具相比數字人民幣有何不同？
很多人認為數字人民幣和常見的微信、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工具有些類似。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解釋，微信支付和支付寶是金融基礎設施，是「錢包」；數字人民幣是支付工具，是「錢包」的內容。數字人民幣發行後，大家仍然可用微信支付、支付寶支付，只不過「錢包」裡裝的內容增加了央行貨幣。數字人民幣與第三方支付工具的不同還在於，數字人民幣的兌換將是免費的。

穆長春介紹，數字人民幣具有非盈利性、社會效率和福利最大化，所以人民銀行建立免費的數字人民幣價值轉移體系和金融基礎設施，不向發行層收取流通費用，商業銀行也不向客戶收取數字人民幣兌出和兌回的服務費。此外從便捷性來分析，數字人民幣無需綁定銀行卡就可以完成支付，也不需要用到網絡或者是信號，只要手機有電就能夠完成支付，還可以實現不同支付平台之間的互通。而微信支付、支付寶的支付轉賬背後仍需要綁定銀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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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博-快訊-出租出售銀行卡、第三方支付收款碼構成什麼犯罪？

現實生活中，不光有人買賣他人的個人信息牟取不法利益，還有些“狠人”連自己實名註冊的銀行卡或者第三方支付收款碼都賣。
這種坐等收錢的感覺很棒，但是一系列的案件事實與法律後果告誡我們：這種行為構成犯罪，而且不需要你批量出售，絕大多數時候只需要賣1張銀行卡、收款碼，幫助違法犯罪活動結算達到一定金額就妥妥地構成犯罪。

1.出租出售銀行卡、第三方支付收款碼構成什麼犯罪
《刑法修正案(九)》增設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其中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所以，構成犯罪的原因在於出租出售這些東西給其他網絡犯罪提供了重要的幫助。
比如最近重慶市沙坪壩區法院判決的一則案例就屬於典型的這類案件：被告人楊某某明知他人利用信用卡實施網絡犯罪活動，在重慶市沙坪壩區辦理手機卡1張、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卡1張及U盾，並以人民幣400元的價格出售給楊某某（另案處理）。銀行卡被他人用於實施網絡詐騙犯罪活動，致使多名受害人被騙取21萬元，這些款項均轉入該卡。該卡支付結算金額總共超過100萬元。最終，被告人楊某某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罪，判處拘役二個月，並處罰金二千元。

2.為何提供一張銀行卡就能構成犯罪？
除了上面提到的案例，近期判決的多個案件中，被告人都只提供了一張銀行卡。那麼一張銀行卡就屬於“情節嚴重”嗎？
對於提供銀行卡、收款碼這類“幫助行為”而言，最關鍵的是支付結算金額和違法所得。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就規定：支付結算金額二十萬元以上的或者違法所得一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

由此可見，並非按照提供銀行卡或者其他支付結算工具的數量來認定情節是否嚴重。換句話說，如果你提供10張銀行卡，支付結算金額為1萬元，沒有其他情況下，自然不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不過仍屬於違法行為，要接受行政處罰。而現實案件中，往往這一張卡涉及的結算金額就非常巨大。

3.提供第三方支付收款碼為何少見“一碼入罪”？
從構成犯罪的判例來看，提供第三方支付收款碼的一般不止一個。因為，現實中單個收款碼支付結算金額很難達到二十萬元以上，提供單個收款碼也很難獲得1萬元以上的違法佣金。
並非客觀上不能多收，而是主觀上想逃避監管。由於犯罪嫌疑人明白個人第三方支付工具收款額度處於實時監控狀態，相關支付風控就是對用戶的支付行為進行判斷，確保交易行為合理合法，例如：一個A賬戶給另一個B賬戶大額、高頻轉賬，B賬戶又馬上提現，此時第三方支付風控系統會對交易時間做出判斷，認定這是一個典型的轉移資金的風險場景，系統會對這筆交易進行攔截，或者需要用戶二次確認身份。

此外，央行2018年下發的《條碼支付業務規範(試行)》對掃碼支付做出了限制：對條碼支付方式進行了分級限額管理，總共制定了4種不同狀態下的二維碼支付風險防範等級標準，其中我們最常見的靜態掃碼，也就是貼在牆上，或擺在收銀台錢的個人收款二維碼（商戶類型除外），同一客戶單個銀行賬戶或所有支付賬戶單日累計交易金額應不超過500元。

要想多收款，就得升級到更高的風險防範能力等級。但是提供用於支付結算網絡犯罪的收款碼賬戶，往往很難提升等級，因為提等級就意味著“事後監管”變成了“事先審核”，違法犯罪分子當然不會“主動迎檢”。

因此，他們“狡兔三窟”“化整為零”將信息網絡犯罪所得轉入多個收款賬戶中，更能掩人耳目。
4.幫助者是否屬於黑產犯罪的共犯？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中規定“有前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這就意味著如果提供銀行卡等行為同時構成了網絡黑產涉案人員所犯的詐騙罪、開設賭場罪等罪名，就要按照“重罪”來處罰。
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前提就是“明知”，對“明知”的認定，只需要提供者意識到銀行卡、收款碼可能被對方用於違法犯罪活動即可，不需要明確認識具體實施何種犯罪，如何實施這種犯罪。
但是如果銀行卡、收款碼提供者對主要犯罪事實有清楚認識，其行為並不局限於某一具體環節的幫助，而是參與各主要環節、獲取分紅而不是接收一次性“好處費”、甚至在謀劃環節就已經加入，則認定為共犯的可能性更大。

從當然角度解釋，如果我不知曉他人讓我提供銀行卡、收款碼是從事網絡犯罪，那麼我連“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也不構成。不過，如何判斷“明知”，也並非以個體的理解為標準，需要進行綜合考慮。
最後，鵝師傅提醒大家三句話：
第一，天上不會掉餡餅，坐等收錢的事要多考慮。
第二，個人信息及使用個人信息辦理的相關賬戶、工具要保護好，不要被動地幫助犯罪。
第三，親朋好友來相借，借錢借力不借名，即使沒有犯罪，也可能引發徵信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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